一个月前，王朔对金庸作品发表了尖刻的批评，国内有数十家报纸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报道，据说有家出版社还要为此出书。王朔与金庸的这场“论争”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
王朔对金庸作品的看法并不新鲜，早有专家学者在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报刊上谈论过。不同的是，他们的言论过于“文雅”，不如王朔来得火爆。从金庸作品传入内地，就存在着不同的评价。《南方周末》1994年12月2日就发表过鄢烈山的《拒绝金庸》一文，1999年8月12日和同年的12月1日，光明日报分别刊发了何满子的《为旧文化续命的言情小说与武侠小说》和《破“新武侠小说”之新》两篇文章，然而他们这些颇成系统的学术观点远没有王朔那种读后感式的浮光掠影批评轰动。王朔一发言，立刻成了新闻热点，多家报刊进行了追踪报道。这正应了王朔的预料：“大家势力，对严肃的批评不注意，非得我这样有点虚名的说什么大家才注意”。
专家学者指出，文学创作和批评要发展繁荣，但不需要炒作。作家评论作家是常见的事，但是如果我们的文坛靠王朔这种“闲着没事，来两下”的心态来推动，就太可悲了。对这种情况，青年评论家李洁非说，进入90年代后，评论家的声音越来越弱，大众媒体过多地制造和关注热点，专家学者的意见几乎成了点缀。作家陆天明说，作家可以对任何人说这说那，但必须靠谱、贴近真理，要有健康的心态、责任感，要从民族、文化的发展史上去分析问题。文学毕竟是个特殊的领地，不是娱乐场所，不能进行商业炒作。
采访中，不少评论家指出，作家评论作家对创作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茅盾曾对他同时代的作家进行过大量评论。但这种评论既有作家式的感悟，同时又离不开茅盾的深厚的理论学养。评论家钱竞认为，评价作家作品，一定要有对作品的科学分析和穿透作品的真知灼见。只谈点浮浅的认识，与普通读者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这是从王朔批评金庸的事件引出的又一话题。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坛，一方面百花齐放；另一方面也经常“发烧”：大捧、大贬，个人化选本大为盛行，贬名人成了时尚，哗众取宠的泡沫批评，正在受到商业鼓励。
专家们指出，文坛的确需要新的研究成果，新的见解和观点。但是不能忽略：批评界确实盛行“灭”名家或其他形式的炒作，文坛充斥泡沫批评，真正严肃的批评被淹没了。这样做的结果是作者出名、出版社得利，媒体找到了“新闻热点”。这种浮躁行为不阻止，就等于对故作惊人的肤浅评论的鼓励和默认。例如，有人说金庸作品的价值超过《红楼梦》；对余秋雨的无限抬高；王朔对冰心、巴金的一些非常极端的“批评”（据说，他下一个要“灭”的是鲁迅，但听说他又要收回这个计划了）；最近出版的一本书，对鲁迅、钱钟书等10位著名作家作品都进行了“振聋发聩”的批判，其中评价《围城》说：“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小说”。某部现当代文学评论著作让金庸顶了茅盾的位置；某个20世纪中国文学优秀作品集，删掉了已有定论的现代大家，而收入了编者个人喜好的作品等等，这种颇具“轰动效应”的评论和文本，真是作家、评论家、编辑负责任的行为和科学研究的成果么？鲁迅先生岂是谁能轻易否定得了的吗？评论家曾镇南说，中国人不读鲁迅或不懂鲁迅是可悲的。对名家的作品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要否定他们的价值，例如鲁迅或茅盾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经过数十年读者和学者选择过的。陆天明说，文坛确实需要建立健康的文学批评。百花齐放并不意味着可以随便骂人。不讲道理的骂与无原则的捧，一样对创作有害无益。文坛应该多一些冷静和科学，少一些忽左忽右的“发烧”！
谈到形成这种浮躁现象的原因，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是商业效益和快速成名欲望鼓励和促使一些人制造新闻热点。有的评论家无可奈何地说，不这样就难出版。有的评论家诉苦说，一些出版单位在没有征求他们同意的情况下，他们的一些正式和非正式的评论被掐头去尾甚至被改造成了广告用语。报刊管理者认为，近年来随着报刊数量的增加，一些报刊采编者的水平参差不齐、素质太差，制造了一些不是新闻的新闻，不是热点的热点。对一些应该制止和反对的现象反而推波助澜。把作家像影视歌星一样炒作，消解了作品的深刻性。
作家的名望靠什么支撑？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文学创作是寂寞的，一个真正的作家要甘于寂寞，踏踏实实地写作，靠自己的优秀作品获得声望。企图靠花边新闻、靠吹捧或贬斥大家的做法不可取。读者对作家寄予的最大希望是拿出好作品来。钱竞说，作家的精力还是应该集中在创作上，打官司、批名人都不能取代创作努力。专家认为，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都可以通向崇高。关键是看作家的思想深度、社会责任感以及文学技巧的恰当运用。即使专心致志地写作未见得能出佳作，再花大量精力干分外的活儿，能有什么好结果？
少些浮躁、少些炒作，多些安于寂寞的创作和严肃认真的评论，这是大家对文坛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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